口述： 莫言

采訪： 劉慧

這篇專訪成文于莫言獲得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前夕，并得到了莫言的書面確認。這次的訪問莫言道出了以往從不曾披露的真實經歷和真切體會。

讀書少所以想象力發達

我曾經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因為我讀書比較少，所以我的想象力發達。如果我讀上三十年的書成了碩士、博士，可能想象力要大打折扣。這個聽起來是在調侃，實際上我覺得還是有一定道理的。小學五年級輟學，七八歲的孩子到田野里放牧牛羊，天天和牛羊在一起，很早就跟大自然打成一片，經常一個人獨處，當時的胡思亂想現在看起來就是一種想象力的培養、開掘。很多時候我覺得就是超現實的一些想象，比如，突然看到一棵玉米，就感覺到這個玉米是能夠跟人進行情感交流的，仿佛它可以說話，或者能聽懂我的話語。有時候遇到一只小鳥，就在想這個附近肯定會有一窩，一找果然就能找到，有時候就是感覺特別準。

那時候自己獨處時也不知道什么叫孤獨，就是屬于一個人的時間多，一個人的時候就是很害怕、很恐懼，感覺到很無聊，有時候也非常想跟人說話，想跟大人接觸，想到人多的地方去，但是那個時候，不知道“孤獨”這個名詞，現在回頭一想，確實是一種兒童的孤獨感。兒童實際上就喜歡熱鬧，喜歡大人對他呵護，由于我們當時的社會環境和家庭條件，實際上很多孩子跟我一樣都變得很孤獨、很孤僻。

小的時候我說的欲望是很強烈的，從小我特別喜歡說話。看到一點新奇的事物我就特別想傳達給別人，比如，我突然看到這個地方有一只從來沒見過的螞蚱，顏色特別艷麗，個頭特別大，那我就想讓所有的人知道我看到了這樣一只奇特的螞蚱。有時候突然看到很遠的地方冒出了黑煙，那我恨不得讓全村的人都出來跟我一同分享看到的這個現象。再稍微大一點，去集市上聽說書的，到生產隊的飼養棚里聽那些老人講過去的故事，聽了以后你就想對別人訴說，包括晚上母親跟姐姐在油燈下做針線活的時候，我就對她們說，講集上聽到的說書人講了什么，剛開始我母親還很反感，后來漸漸地我發現她們聽入神了，就讓我一直講，所以以后每到逢集的時候，母親原來不允許我到集上去玩、去聽書，后來也允許了，當然也因為不需要花錢，小孩嘛。后來發現別人總在夸獎，這個小孩記憶力真好，你看聽一遍他能夠嘰里呱啦的基本大概不錯地復述出來，小孩實際上就是喜歡被夸獎的，夸耀之后就是很得意的。再后來就是能夠繪聲繪色，有所發展、有所演繹，我想這是不是就是一種講故事的才能，那時候已經冒出來點苗頭了。

把自己當罪人來寫作

最新的小說《蛙》是一部開始執行自我批判的作品，我提出了一個文學實踐的理念就是“把自己當罪人寫”，為什么呢？追根溯源，我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在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讀書的時候，當時就聽很多的課，頭腦中的文學觀念發生了變化，變化以后就對我們過去的一些描寫什么戰爭、歷史的文學作品不滿意，因為那里面的好人和壞人的界限非常清楚，好人幾乎完美無缺，壞人幾乎一無是處。我覺得這不符合生活的真相，如果真正要追求現實主義風格的話，應該是把好人當壞人寫，把壞人當好人寫。也就是說我們要把壞人和好人都當做人來寫。因為我相信在這個世界上，沒有徹頭徹尾的壞人，也沒有完美無缺的好人，人都有弱點，也都有優點。即便是一個惡魔，他也偶爾會有一絲善念，而這一絲善念恰好就是人性當中最令人感動的光芒。所以我當時就提出來，應該把壞人當好人寫，把好人當壞人寫，正因為有了這樣一種文學觀念的轉變，才有了我后來一系列的作品。

我們幾十年來，一直在把眼睛向外看，拿著放大鏡在尋找他人身上的弱點，在尋找社會的陰暗面，當然這樣寫也不是不可以，可是我想如果一個人缺少一種解剖自我的勇氣，缺少一種反省自我的能力，那么這個作家我覺得是不夠的。我們天天說學習魯迅，我們看到魯迅的那種對外批評的犀利，那種尖刻，那種無所畏懼，但是我們往往對魯迅的自我解剖的這種精神不太注意，魯迅之所以是一個偉大的人，就是他在批判社會的時候，同時能夠批判自然。后來很多作家也有這種能力，像巴金先生，到了他的晚年也提出了這種自我的批評，自我的反省。他人是罪人，我也有罪。就是我們這一代作家，必須把我們這些前輩們身上這種寶貴的素質繼承下來。所以我提出了一個口號、一個觀念，就是把自己當罪人來寫，這樣我想這個寫作會進一步地深化，也可以讓自己的寫作重現一種新的面貌。

具體到“罪人”這兩個字，我是

回頭咀嚼一下《紅高粱》

現在看《紅高粱》，第一個就是當時真敢寫。現在帶著一種技術的眼光來看，你會發現當時的那種道具，用詞的大膽、野蠻，那種勇氣是今天不具備的。我現在寫得很規范，很符合語法，沒有了當初對語言的挑戰，也沒想過創新，當時就感覺到只有這樣寫才過癮，才能夠表達我心中這種強烈的情緒。盡管我現在可以從《紅高粱》里面讀出很多弱點、毛病，但是讓我再寫《紅高粱》，我寫不出來了，再寫也不是那樣了，肯定是另外一個“紅高粱”。

當時對這種軍事文學的創作，和我上軍藝是有直接關系的，而且這個小說最初的寫作動機也是因為參加了總政治部在西直門招待所開的一個軍事文學創作座談會，會上很多老作家、部隊文藝界的領導提出來說，前蘇聯衛國戰爭打了四年，出現了五代寫衛國戰爭的作家和衛國戰爭的文學，我們中國有這么長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二十八年的戰爭歷史，解放以后有這樣那樣的邊境戰爭，為什么我們寫不出自己的偉大的軍事文學作品？然后他們就感慨，像一些老同志有戰爭經驗、有這種生活，但因為“文革”把他們耽擱了，而現在的這些年輕人有精力，有創新的能力，有創新的精神，但是沒有戰爭生活和體驗。我當時就說，我們沒有直接體驗可以間接體驗嘛，可以讀你們的書、看圖片，可以運用移情作用，比如我沒有上戰場殺過人，但是我殺過雞，就可以把殺雞的感覺移植到戰爭中去，我的這個說法讓軍隊的好多老作家不以為然。

回來以后在上課的間隙里，我就跑到寢室坐在那個地方，披著大衣開始寫，一個星期就出稿了。因為身在軍藝所以寫這部作品，當然它更深層就是說，軍藝改變了我的文學觀念，使我對過去書寫的革命戰爭很不滿意，過去的革命戰爭文學，往往就是把英雄寫得太高大、太完美，把敵人寫得太委瑣，不但是內心骯臟，外貌也是極其丑陋，這是不真實的。因為我回老家去采訪，無意中聽老人聊天，他們講到國軍、八路的時候，說國軍衣服都是美式的，很漂亮，而八路，土八路，國軍的外貌比八路、比解放軍都要漂亮，這才是真實的。裝備也好、服裝也好、吃得也好，因為當時政權、政府在他們手里。我們這代人應該正視歷史，真正的戰爭文學在我們這一代手里要實現這種轉變，所以《紅高粱》也是這方面的一個嘗試。

母親流淚：

因為我多算人家一毛錢

我母親就是一個不識字的農村婦女，但是我覺得她是有遠大目光的人。我可能也受父親的影響，父親是讀過私塾的人，是有文化的人。我記憶很深的就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那個時候家庭生活很貧困，我的鄰居有一個小伙子買了《中國通史簡編》五冊，大概是五塊錢，那個時候五塊錢真是不得了的一筆大錢，這個小伙子他家里沒錢用了，問我要不要書，我回家跟我母親商量，母親說“你能保證讀嗎？”我說：“我保證看。”她說：“那好，就買了。”后來我當兵的時候，這套書一直背在身邊，我那點最初的歷史知識都是從這套書上學到的。再就是我要買紙、買筆、買墨水啊，她從來不會阻撓的。

我是姊妹四個，我大哥、還有兩個姐姐，我是最小的。當時我們是個很大的家庭，叔叔他們家也沒跟我們分家，上面爺爺奶奶、叔叔嬸嬸、堂兄弟們，我們家是一大群人，家里最多的時候十三口人，十三口人住著幾間小房子，那種擁擠啊，那種吵鬧啊，但是我母親就是忍辱負重，她是長媳嘛，上邊有老下邊有小，關系很難處理，所以她就帶頭，非常地勤勞、任勞任怨。所以我說母親身上體現了中國婦女所有的美德，當然很多人都會這么說自己的母親。

我曾經寫過一篇散文叫《賣白菜》，1969年左右的時候，我們家就種了大概很少幾棵白菜吧，當時為了換一點零用錢過年，就要把三棵白菜賣掉。賣白菜的時候有一個很挑剔的老太太，嫌這個白菜外邊的幫子太多，一層層地給扒了，然后稱的時候，要那個秤桿很高很高的，后來終于買了一棵小白菜，然后讓我算賬，當時我隱隱約約地感覺到我算錯了，當時算術也不好，后來就回家了。回家以后，我母親很懊惱，說：“為什么要多算人家老太太一毛錢？讓人找回來，很多人都在說，我非常難堪。”我母親說讓她感覺到極大的恥辱，這個兒子竟然多算人家一毛錢，趕快給人家賠禮道歉，那也是我看到堅強的母親第一次流淚，這件事給我印象非常深刻，長大以后，經常會想起來，想起來內心就很沉痛，因為母親從來很少流眼淚，她是很堅強的女性。因為這件事，因為兒子這種惡劣的行為，讓她的自尊受了巨大的傷害。我看后來的很多中學語文課本，都把這篇散文收了進去。其實是關于一個孩子從小教育的問題，一個道德的問題，關于做人的一些基本的準則。我想母親也未必能夠說出多么深刻的道理來，她說你這個事你做得不對，你不能多算人家的，你買賣不成仁義在，你可以不賣給她，她扒白菜幫子你可以罵她，不賣給她就是，但你不能用這樣的方式來多算她一毛錢。

父親最大的遺憾：

始終沒能入黨

父親是讀過私塾的人，是一個謹小慎微的人。年齡大一點的人都會知道，農村當時階級斗爭的狀況，什么地主、富農、富裕中農、貧農、中下農等等，過去就是家里越貧困，成分越低，那么在社會上政治地位越高。像我們這種富裕中農家庭，就介于“敵人”跟“自己人”之間，在這樣一個階級成分里，我父親一直擔任著大隊的會計，那時候一個村子里能算賬的人很少，地方的大隊會計都是脫產的，而我父親一直是非常賣命的工作，三十多年來，從來都是利用業余時間做這個會計的工作，而全高密縣的生產大隊的會計都是脫產坐辦公室，所以這一點我覺得父親是非常了不起的。他干活那叫一個賣力，他曾經也有一度想加入中國共產黨，但是因為他的爸爸，就是我的大爺爺是地主，所以他也沒加入。所以我父親一生最大的遺憾，就是忠心耿耿地為共產黨工作，甚至不惜身家性命地向黨靠攏，可始終就沒有當上一個共產黨員。父親的嚴明方正在村子里也是有口皆碑，我們對他也是敬畏大于親近。

我小時候特別怕我的父親，包括我的哥哥、姐姐都非常怕。因為他在外面應付著整個社會，回家的時候他筋疲力盡，情緒極其惡劣，外面忍氣吞聲、受人辱罵，還得不斷地賣力干活，受了最大的屈辱，而回家又不可能對我們說什么，再像現在的父親一樣，呵護女兒、呵護兒子，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完全理解父親，那我們對他就是敬畏，能躲就躲。我就記得小時候，當我正在調皮搗蛋，有人說：“你爹來了。”我就立刻被嚇得全身僵硬、汗如雨下，好長時間才能回過神來，就怕到這種程度。但慢慢地我父親也講，虎老了不咬人了，老虎老了也會變慈祥了。隨著后來社會的這種環境逐漸變好，政治階級斗爭慢慢地淡化，社會上以出身欺壓人的現象也越來越少，物質生活也逐漸改善，父親的情緒也是越來越好。后來到了晚年，他經常給我講很多的故事，講戰爭啊，講他親身經歷的一些歷史事件，爺爺奶奶的，大爺爺大奶奶的，母親家族的，這些也都成了我寫作的寶貴素材。

后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開始寫作《紅高粱》之前的時候，他和我講游擊隊天天打仗，因為使用的手槍，我們叫駁殼槍，由于打得子彈太多發熱了，槍筒都甩來甩去，都甩長了。當然我知道這是一個絕對夸張的細節，槍筒會發熱，甚至會打紅槍筒，這個都是可能的，不可能駁殼槍來回甩動，把槍瞄子、槍筒都甩長了一寸。實際上人就是多個側面的，我相信父親也有這種天性幽默的一面，但就是在那個社會里壓抑著沒辦法表現出來。

題字：

高密縣廁所的字沒準都是我寫的

我是從2005年開始拿起筆來學寫字。為什么突然對書法感興趣的原因還得從一次活動說起。因為當時我要去日本北海道訪問，帶著一個記者代表團，想準備兩件給日本北海道市政府的禮物，然后就想求幾個書法家，找了教育部的幾個朋友，求書法家寫字，后來求不來，人家要價很高，后來我的朋友說，那你自己寫吧，然后他們就給我扛來紙，扛來筆，讓我開始寫，我一直斷斷續續有一搭沒一搭地慢慢練，后來慢慢地竟然有了一些名氣，現在求我寫字的人越來越多。我沒有臨摹過，就是在自己的字體上，剛開始用右手寫，寫得很像我的鋼筆字，因為我鋼筆字寫了一輩子寫得太熟練了，如果書法寫得僅僅像是放大的鋼筆字我覺得挺沒意思的，索性我后來用左手寫，現在我都是用左手寫毛筆字。

一開始陌生感是有的，就像小學生剛開始寫字一樣，從生寫到熟，我左手的字和右手的字比較，更像書法，右手的就是放大的鋼筆字，現在我發現很多這種半路出家的人寫得所謂的書法，實際上都是把鋼筆字用毛筆寫出來，骨架的感覺還是鋼筆字。我就是想寫一種帶著天真活潑的東西，不脫童趣，有童真，甚至帶著幾分惡作劇來寫字。不過這么多年也寫得太多了，我們高密縣的廁所的字沒準都是我寫的。男、女，所有的人都找我寫，我父親說你別亂寫，你寫多了就讓人笑話了。現在看來這個愛好又變成一種負擔了，天天來應付求字的人，我又不愿意寫別人現成的字，什么“厚德載物”、“寧靜致遠”，老想寫一點新詞，比如說，文學館要搞一面紫砂墻，好像要鑲嵌上好多紫砂壺，他們讓我寫一篇跟紫砂、茶，還有文學有關的，于是我就寫了一首打油詩，拿起筆來：

一把紫砂壺

二兩明前茶

獨坐一斗閣

思緒到天涯

因為我在高密縣的房子上面有個閣樓，現在閣樓上放有一張書桌，這閣樓就叫“一斗閣”。后來作協的一個領導來找我，他的筆名叫“焰火”，我剛開始想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是寫錯了，一下寫成“星星之花”了，那我就將錯就錯就編了，變成了：

星星之花原上開

引得鳳蝶聯袂來

莫到會館地面小

高朋滿座皆賢才

如果說我有什么長項的話，就是喜歡寫打油詩。在農村，村里的很多農民都有這個才能，我們村子里面有很多一個字不認識的人，都能出口成章，字字押韻。所以從小就跟他們學，看來將來可以以打油詩為生，沒準兒過兩年出本打油詩集。

將來：要到沒有路的地方去走

我記得曾經在1986年的時候說過四句話：樹立一個屬于自己對人生的看法，開辟一個屬于自己領域的陣地，建立一個屬于自己的人物體系，形成一套屬于自己的敘述風格。25年過去了，針對這四點，我基本上是做到了，我想我現在對人生的看法是越來越寬容了，就覺得一個人應該要寬容地看待別人，嚴格地看待自己。人生實際上就是一個過程，可以學到的東西有很多，所以無喜無悲，很多東西悲觀也罷、喜悅也罷，實際上都是一些小波小瀾。那么開辟一個屬于自己的陣地，我想高密東北鄉應該就是我的陣地了，這個陣地也在不斷地擴大著它的疆土。建立自己的一個人物體系，那就是在我的小說里面，當時我是這樣想的，我寫完了《紅高粱》家族以后，《紅高粱》這部小說是寫爺爺奶奶的，然后我想寫第二部，寫父親母親，然后再寫哥哥姐姐我們這一輩，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家族體系，從歷史延續到當今。把想寫的人物都逐漸地寫了，把小說里所有的人集合起來，可以組成一個村莊了。再就是形成自己的一套敘述風格，這個基本上也是實現了，我按照他們講得這種披頭散發式的、泥沙俱下式的，不過我覺得現在也在變，《蛙》進行了一些嘗試，力圖把過去那種太過張揚的風格做一些收斂。

今后這條路實際上越來越難走。我不久前也說過，將來就是要到沒有路的地方去走，有路的地方就不能再走了，前面的道路應該是披荊斬棘的前進，包括跟自己過去的寫作決裂，你過去這樣寫，今后不應該那樣寫，但是這非常難。因為每一個作家都是有限度的，否則的話沒有必要有那么多作家，一個人就夠了。所以我想我今后還能不能寫出自己比較滿意、讀者也比較滿意的作品呢，真是個未知數，很可能就寫不出來了，當然也很可能沒準兒冒出一部好作品來。

莫言已經五十七，心中無悲也無喜。

經常靜坐想往事，眼前云朵亂紛披。

人生雖說如夢幻，革命還是要到底。

革命就是寫小說，寫好才能對起自己。

——莫言 寫給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