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修憲的原由與前景
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之后，就多有人提出要成為“普通國家”，即成為與其經濟地位相一致的政治、軍事大國。在泡沫經濟時代，有關日本“經濟一流、政治三流”，“小腦袋恐龍”，“經濟巨人、政治矮子、軍事侏儒”的說法十分流行。在經歷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經濟持續低迷之后，人們更是普遍把擺脫經濟困境的希望寄托在政治改革方面。冷戰時期，在美國的保護下專心致志發展經濟曾是日本的最佳選擇。冷戰的結束，增大了日本的活動空間，日本開始不滿足于自己經濟大國地位，積極尋求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圖謀“晉升”政治大國，而1947年頒布實施的“和平憲法”，則被認為是實現這個目標的主要障礙。
自日本現行憲法頒布之日開始，護憲派與修憲派之間的較量和斗爭從未中斷。修改憲法，為日本成為政治、軍事大國掃清“障礙”，一直是日本新保守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的奮斗目標。在20世紀50年代、60年代和80年代，隨著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日本曾掀起三次修憲風潮。但由于護憲派的有力牽制和日本民眾的堅決反對，保守政黨的修憲企圖才未能得以實現。但近年來主張修憲的黨派開始在日本政治生活中占據絕對優勢，日趨衰落的護憲政黨已難以繼續扮演制衡角色。如經過2003年11月眾議院大選，在眾議院480個議席中，主張修憲的執政黨自民黨、公明黨、保守新黨共獲得了275席，主張修憲的在野黨民主黨的席位由原來的137席增至177席，而護憲派的共產黨和社民黨分別由選舉前的20席和18席銳減為9席和6席。
這樣的變局自然使贊同修憲的議員在議會中成為多數。據日本共同社2004年8月份對參眾兩院全體議員進行的一份修憲問題問卷調查，有84.5%的議員贊成修憲。[1]另一方面，隨著日本國內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日本民眾贊同修憲的人數也不斷增多。據一項民意調查顯示，日本國民支持修憲的人已經接近60%。[2]日本憲法規定了嚴格的修改程序，修憲必須經國會兩院2／3以上議員贊成并經國民投票過半數同意后方可生效。現在看來，達成這兩點已經不存在大的困難。
日本的“和平憲法”與二戰后新出現的世界政治格局緊密相關。冷戰時期，日本在吉田茂路線下埋頭發展經濟，在政治追隨美國，在安全上依賴美國。在美蘇爭霸，日本只是美國的一個小伙計和跟班的情況下，作為二戰的戰敗國的日本在西方陣營的國際分工中扮演“后勤”或“取鈔機”的角色，具有合理性，也為戰后日本的經濟復興提供了搭便車的好處。蘇東巨變和冷戰的結束，不但徹底瓦解了以前蘇聯為首的東方陣營，也使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發生動搖，整個世界開始進入秩序轉換的過渡時期，區域經濟、政治集團的形成取代兩大陣營的對壘是這一轉換的核心內容。在歐洲和美洲已經各自結成了新的經濟、政治同盟，日本追隨美國的理由不斷喪失的情況下，日本不得不考慮增大自身的政治自主性和安全防衛能力。
例如，主張修憲的民主黨領袖小澤一郎就曾指出，“在冷戰時期，美國為了筑起防范共產主義勢力的護波堤，很重視日本。本來應該由日本為維護和平與自由而承擔的代價，由美國代為承擔了。但是，冷戰終結以后，美國便無理由繼續代日本承擔維護和平與自由的代價。”
[3]在“9·11”事件和美國攻打阿富汗、伊拉克后，美國出于反恐需要，支持日本擴充軍備和向海外派兵。這種實用主義的態度為日本修憲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近年來，美國為了讓日本在亞太地區承擔其所謂更大的國際責任，尤其是制約中國，贊同甚至勸說日本修憲。2004年8月12日，美國國務卿鮑威爾對日本媒體表示，美國支持日本尋求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但他暗示修憲問題是日本能否成為常任理事國的決定因素。鮑威爾說，“日本有必要重新考慮憲法第九條。”
他甚至指出，日本必須先修改憲法中有關永久放棄以武力解決國際爭端的條文，才能負擔起未來可能需要派兵維和的責任。
[4]美國的這種態度，為日本修憲撐起了保護傘。
冷戰的結束，使亞洲國家開始思考新形勢下的保全之策，努力營造一種對自己有利的“小環境”，從而失去了對日本的修憲行動進行監控的體系性依托。一些亞洲國家對中國的日益強大持有戒心，因此在潛意識中甚至存在希望日本牽制中國的念頭。這也使反對日本修憲的聲音大為削弱。在二戰后初期，東南亞國家曾是牽制日本的重要力量，但今天在東南亞幾乎聽不到對日本修憲的反對聲音；在東北亞，韓國仍有輿論指責日本在歷史問題上的表態，但與過去相比也大為減弱。
盡管日本政要多次宣稱修憲是全面的，修改的內容涉及天皇制、首相產生與權力、人權、地方自治和司法制度等許多方面。
[5]但修憲的核心卻是修改現行憲法的第九條的內容：“日本國民衷心謀求基于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為達到前項目的，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它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在完成對憲法第九條的修改后，日本陸、海、空自衛隊將正式變名為陸、海、空軍，其武器裝備將名正言順得得到進一步發展，日本軍隊將更多地干預地區沖突，這意味著日本將依靠其強大的經濟力量，成為一個政治、軍事大國。
日本修憲的最終完成最早也要到2009年。自民黨明確表示，要在2005年11月前、即自民黨成立50周年紀念日之前，提出一份憲法修正案草案。之后，這份草案會被提交國會討論。自民黨計劃在2009年左右推動通過新憲法。民主黨則準備在2006年前提出自己的憲法修正案草案。此外，日本社會各界還在籌劃一些有關憲法修正案的“私案”。從日本兩個主要政黨公布的時間表來看，估計在2006年，各方圍繞修憲內容的斗爭會全面展開。
雖然修憲觀點已成主流，但是對如何修憲等具體問題尚存爭議。日本民眾認為應該修憲、但也有許多人認為憲法第九條給日本帶來了戰后長時間的和平，因此反對放棄第九條。同時，執政聯盟內的公明黨雖然持“加憲”的主張，但修改的重點在所謂的環境權等領域，對第九條態度謹慎。民主黨雖然提出了“創憲”的主張，但因為黨內對修憲問題分歧嚴重，難以形成共同意見。即使在自民黨內，對修憲問題也有分歧，對第九條的態度也不盡一致。日本文化傳統重視和諧和一致，在修憲這樣的大事上，無疑要照顧各個方面的意見和建議。這些，都會導致日本修憲的時間表只能拖后而難以提前。
其實，日本政府的行為早已突破現有憲法的框架，在行動上的“修憲”已經降低了在文字上修憲的實質性意義。十多年來，在美國的默許甚至是鼓勵下，日本政府不錯過一切機會，制定一個又一個的法律將憲法架空，向從根本上動搖憲法第九條，向實現“普通國家”的目標飛速前行。
[6]修憲對日本國內政治的影響
日本的修憲是日本國內政治發生變化的結果，同時又會對未來日本國內政治發展走勢產生重要影響。
從現今日本國內政治的基本狀況推斷，修憲后日本政治的基本走勢有三：健康、和諧的方向；保守的、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方向；基本上維系現狀，不會發生顯著變化。其中，沿健康、和諧的方向發展的可能性較大。
冷戰結束后，日本政治生活一直處于一種不正常狀態，日本的民主與“自由民主”之間的差距在不斷拉大，其突出表現是和平、正義的聲音受到壓抑，總保守化傾向日趨嚴重，右翼勢力更加猖獗，更加肆無忌憚地為侵略戰爭翻案，狹隘的民族主義呈現急劇上升態勢。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依附美國，不能名正言順擁有自己相對獨立的政治立場和軍事力量，導致日本各個階層在精神上普遍處于壓抑和郁悶狀態。一向主張修憲的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指出：“現行日本憲法是由占領美軍制定的，是在日本幾乎沒有發言權的狀況下制定的，這使日本喪失了獨立自主的精神和民族自尊心。”
[7]這顯然不是事實，因為戰爭的失敗已經使日本所謂的獨立精神和民族自尊心徹底崩潰。但日本的民族自尊心隨著日本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而增強之后，由于在政治、軍事上缺乏自主性，經濟和政治之間出現的不平衡發展狀態，確也使日本的民族自尊心再度獲得增強的同時也出現了惡性膨脹，一些國民的精神世界甚至遭到扭曲，出現畸形發展。諸如石原慎太朗等人再三向美國說“不”，就是典型癥狀。在冷戰結束以來世界范圍內爆發的一系列地區性沖突和戰爭事件中，日本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能扮演的角色都十分尷尬，使許多日本人感到受到了“窩囊氣”，加之日本經濟遲遲不能擺脫低迷狀態，見不到光明和出路，在社會上造就了成批的失敗者和失望者，“社會上普遍出現幻滅感、異化感、不確定感和一種單純的憤怒”（美國觀察家內森語），思想狂熱、見解偏激、趨向極端、努力為一種新的民族自豪感鼓與呼，渴望有強硬的領袖出現的人群不斷擴大，從而為右翼勢力的猖獗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從這個意義上說，修憲或許具有給日本國民撫平挫折感，為不平、不滿情緒找到宣泄渠道，減少右翼分子賴以生長的土壤的作用。
日本的修憲論從一開始就與右翼思潮聯系在一起，甚至是右翼思潮的一部分；尤其日本政界的修憲論相當程度上都是以日本的國家神道意識為基礎，與否定侵略戰爭相關聯的，同時帶有明顯的極端民族主義傾向。修憲將增大日本在重大國際和國內問題上的決策權，日本國家獨立性的增強顯然會直接導致日本國民自主性的增強。這將有助于日本國民恢復一個民主國家的國民應有的正常心理，在增進對政治的實質性參與的過程中不斷提高明辨是非、揚善抑惡的能力。在國民中形成良好、健康、向上的政治氛圍，顯然有利于日本的國內政治向更加理智、理性、負責任的方向發展，緩解目前存在的總保守化傾向。應該說，指望修憲后日本更加深入地反省自己在歷史上發動侵略戰爭的罪責是不可能的，但修憲后，多數日本國民趨向正常心態，反對戰爭、要求和平，要求與亞洲鄰國發展友好關系的聲音占據主導地位，則是完全可能的。而如大多數日本國民都具有了一個自由民主國家的公民應該具有的素質，右翼勢力無疑將不斷失卻為所欲為的環境和條件。
日本修憲腳步的不斷加快無疑還將使日本的護憲的力量受到沉重打擊。但正如以前蘇聯為首的東方陣營解體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要發生動搖一樣，當修憲一旦成為現實，修憲派也就走到了生命的盡頭。日本的政治獨立性有所增強后，在制訂相對自主的國家戰略，建立強有力的政治決策體制和政黨體過程中，各派政治力量將發生新的分化和重組，尤其是目前竭力主張修憲的新保守主義、新國家主義勢力將依照國內、國際政治的發展大勢順應歷史潮流的變化而提出新的對策和主張，諸如參拜靖國神社等活動極有可能因不再具有拉攏選票的意義而為日本政客所不屑。
修憲后，日本雖然名正言順地擁有了陸海空三軍力量，并將在世界范圍不斷擴大軍事影響，但這并不意味著或必然導致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的復活，也不會直接促使日本成為一個奉行對外侵略擴張政策的國家。因為日本的修憲并沒有消除國際國內對其成為軍事大國和走向軍國主義的制約因素。首先，日本的修憲不會改變日本現有政治制度框架，議會民主制度甚至有可能獲得進一步完善，這在制度上制約了軍國主義復活的可能性。其次，冷戰以后，世界形勢的主流是和平與發展，日本作為世界經濟大國，其經濟利益遍布世界各個角落，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經濟技術結構，也對日本向軍國主義的復活形成制約和限制。第三，修憲后，日本國民目前普遍存在的不正常心態甚至憤懣將獲得矯正和宣泄，他們將日益富有正義感和責任感，從而能有效遏止各種邪惡勢力。此外，日本是一個缺乏資源、本土無縱深地帶的狹小島國。這一戰略上無法克服的致命缺陷，使任何保持足夠理智的政府都不會選擇對外發動大規模戰爭的道路。
修憲對亞太政治格局的影響
過去日本僅僅接受已經建立起來的世界秩序，通過海外派兵，尤其是修改憲法等步驟，日本向參與建立世界新秩序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8]如果日本通過修憲，國內的和平民主的勢力占據主導地位，那么日本名正言順地擁有自己的軍隊，政治、軍事獨立性有所增強之后，日本對美國無條件的追隨將轉變為有條件的追隨，日美關系可能由目前的依附關系逐漸轉變為相對平等的關系，日本在推進東亞經濟合作和政治安全合作方面就會擁有根大的自主權。隨著日本政治、軍事重心由西方逐漸向東亞的轉移，東亞地區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將有所提升。
在冷戰和冷戰結束后的一段時期內，日本在亞太地區扮演的實際上只是半個國家或準國家的角色。“9·11”事件以來，美國日益感到難以僅僅依靠自己的力量駕御全局，維系霸權需要付出高昂的代價，因此愿意日本修憲，擁有自己的軍隊，能夠行使“集體自衛權”“實現日美間更加密切而有效的安全保障合作”，在亞太地區以及世界范圍內的國際爭端中為美國分擔更多的壓力。美國的這一立場，正中日本下懷。因為日本早已不在安心只做一個“經濟大國和政治軍事小國”，而且日本也已意識到在政治、軍事上完全依靠美國的時代已經成為歷史。未來，美國的霸權地位將面臨越來越多的挑戰，也將越來越喪失作為世界領袖的自覺。笠原敏彥指出，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日本依然無條件地追隨美國，過分看美國的眼色，而使國際社會對自己的信任降低，從長遠觀點來看，是不符合日本的國家利益的。因此，日本“把提高對美外交的自由度作為明確戰略方針的時期已經到來了。”
[9]在朝鮮半島、中國和反恐問題上利益一致，是美日聯盟在現在乃至將來的一個時期內得以存在和延續的重要基礎。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所謂的“共同利益”難免發生變化。隨著日本政治、軍事獨立性的增強，日本必然要改變它對日美安全聯盟一心一意的態度，注意在政治和安全領域發展與周邊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的共同利益。這樣，雖然日美同盟依舊能夠維系，但隨著美國向日本不斷讓渡和分割權力，同盟關系中的日本對美國的依賴和不對稱的權力結構將發生變化。日本綜合研究所理事長寺島實郎就曾提出了兩條“21世紀日本外交的基軸”：
第一條基軸是把日美關系建設成為建筑在相互信賴基礎上的“成熟關系”。具體說來，就是改變過度依存、過度期待美國的方式。第二條基軸是“施展多層次亞洲外交”，以獲得亞洲鄰國發自內心的信任。
[10]日本將由中國的“半個對手”變成一個相對完整的對手，從而亞太地區中美日三足鼎立的格局更加凸現。修憲后，日本在亞太地區的政治、軍事影響力的增大，受影響最大的是中國。二戰結束以來，日本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依賴美國，影響了日本在中國對外關系中的地位。日本學者就曾指出，日本在日美聯盟中的懦弱和二等地位使中國領導人往往把美國視為主要對話者和杠桿。中國不愿把日本作為一個平等伙伴對待。
[11]在未來亞洲，中國的實力將不斷增強，影響力將越來越大，同時中國的發展也需要這樣的影響，因為中國的發展需要一個適宜的勢力空間。但日本成為政治大國后，將嚴重影響中國的這一戰略需要，迫使中國付出更多的精力來應對這一重大變局。從這個意義上說，修憲后的日本的確會成為美國一個牽制中國的平衡器。
日本加快成為政治大國的步伐，客觀上有利于減輕亞洲國家對中國快速崛起的防范心理。在亞洲國家希望在中日的對壘和相互掣肘中發展自己的同時，有一個強大的日本存在，有利于中國與周邊國家建立平等互信關系。中國的崛起已經是一個客觀事實。到2020年，中國的經濟實力將超過日本，在政治民主化方面也將獲得長足的進步。此外，雖然現今日本已經擁有較為強大的軍事實力，在修憲后軍事影響力還將進一步擴大，但日本畢竟是一個無核國家，在人口、土地面積等方面無法與中國相比，加上亞洲絕大多數國家在20世紀上半葉均遭受過日本不同程度的侵略，其中部分國家至今仍對那段歷史記憶猶新等因素，修憲后的日本依舊難以壓倒中國成為亞洲的“盟主”。另一方面，由于日本在政治、軍事方面對美國依賴性的降低和自主性的增強，在中國強大到一定程度后，日本必然會在不放棄與美國的同盟關系的同時改善與中的關系，逐步實行與美中的等距離外交政策，甚至有可能偏向中國。在這種情況下，亞太地區的形勢就會更加平穩，而中國的國際活動空間也因增加了與美國的抗衡能力而有所增大。換言之，屆時日本也有可能成為中國制約、抗衡美國的一個伙伴或盟友。
在制度、歷史、文化、血緣、地緣等共同性和主導者戰略考慮的基礎上，歐洲和美國加快了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圈的經濟區域化步伐，并且已經在或將在經濟集團化的基礎上結成政治、安全共同體。而日本因受制于所處的東亞地區政治制度、經濟發展水平、文化背景、種族、歷史等方面差異的影響，尤其是受到美國的牽制，一直未曾在東亞區域合作中扮演積極角色，是今日東亞在地區經濟合作方面進展遲緩的一個重要原因。修憲并增大了政治和安全的自主性后，隨著與東亞鄰國的經濟、文化關系的不斷深化和東亞鄰國經濟的不斷發展和政治文明的不斷進步，日本對區域合作的舉棋不定的態度將逐漸發生變化。隨著日本發展戰略向亞洲的傾斜，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區的速度將有所加快。在經濟合作取得良好進展后，東亞政治共同體和安全共同體的產生就有望變成現實。
修憲后的日本也存在不利于亞太政治發展方向的可能性。在取消了和平憲法限制之后，如果日本國內的極端右翼勢力依舊得不到有效遏止，甚至諸如石原慎太朗等人執掌了國家的權力，而且在國際局勢或亞太地區的局勢發生大的變故的情況下，日本就有可能把精力集中到擁有大國的軍事權利和軍事力量上，甚至重新走對外軍事擴張、在領海和領土爭端上走激進的道路，如在朝鮮問題上大做文章，擅自在竹島、釣魚島開展具有挑釁性的活動，干預朝鮮半島和海峽兩岸的統一事宜，介入南海糾紛等，給亞洲和平造成嚴重威脅。當然，這只是一種概率很小的可能性，因為如果日本政治要走向極端右傾化，其前提是國內民主政治的崩潰和國際上美日同盟的破裂。日本成為地區軍事大國，改變亞洲的安全結構，意味著對美國的嚴重挑戰。屆時，美國就會成為牽制因素。由于美國的超級大國地位在未來數十年時間內都難以發生動搖，美日同盟的破裂是難以想象的。此外，未來日本的政治發展方向還受到其亞洲鄰國尤其是中國的制約。如果未來20年中國依然能夠保持現今的良好發展態勢，就會有力地限制日本向軍國主義的方向發展。但盡管如此，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也不能絲毫放松警惕，應該時刻關注日本未來政治的發展走勢，并采取積極手段以預防歷史悲劇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