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日兩個大國形成戰略抗衡，就容易導致“中日鄰”三邊關系的“冷戰化”，收窄中國與印、俄、韓、東盟等重要鄰國的外交舞臺，直接影響中國戰略機遇期的維護
環球在線消息：中日關系好比“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當前的中日關系正處在十字路口，面臨何去何從的歷史性挑戰。對于激流中的雙邊關系之舟，只能使勁撐住，走出漩渦，力防失控。對于當前舊摩擦未消，新矛盾激化的外交現狀，應該找出深層次原因，并加以妥善解決。如果就事論事只會影響兩國關系的長遠發展。
中國對日政策未變
中日關系始終面臨如下四個問題：教科書、臺灣、領土、美日同盟等問題。近幾年來，圍繞這幾大問題，日本的政治消極，嚴重干擾兩國關系的健康發展，致使國民感情出現下滑勢頭，給兩國深化合作帶來了阻力，并使中日關系惡化。
盡管如此，中國的對日政策并沒有改變。在中國的“大周邊”外交中，日本處于“首要”與“關鍵”的外交定位，因為中日兩個大國的戰略抗衡，容易導致“中日鄰”三邊關系的“冷戰化”，迫使周邊國家重新站隊，收窄中國與印、俄、韓、東盟等重要鄰國的外交舞臺，這對中國對該地區開展的能源、貿易、安全、文化及外交都是不利的，直接影響中國戰略機遇期的維護。
一百多年來，日本的戰略與外交兩面性極強，且對華政策歷來就有兩面性。戰后半個多世紀以來，其外交重心經常在美中、美亞、美蘇及海峽兩岸的平衡上搖擺。小泉內閣對華關系的兩面性更為突出：堅持參拜與發展中日關系同步走；發展中日關系與對臺地下活動同步走；升級對美關系與增強日亞關系同步走。
從日本國內因素看，其對華政策思想有傳統戰略文化的深深烙印。海洋民族與農耕民族兩種戰略文化沖突的痕跡明顯可見。在中國的戰略文化中，戰略對抗不可能是純粹的暴力對抗，相反，它既應該是暴力的對抗，也應該是道德的對抗。而就文化的合法性而言，后者的意義甚至還要遠遠超出前者。受這種戰略文化的熏陶，我們深刻認識到，中日“合則兩利，斗則俱傷”，中日關系來之不易。今天的中日關系是在日本正確處理歷史等問題的基礎上逐步發展起來的，今后也只能在“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的基礎上，加強合作，共同發展。
日對美一頭沉是錯誤思維
相反，日本片面認為中國的反對日本右翼行動是政府“反日”愛國主義教育的結果，無視右翼美化侵略史實的事實，忽視鄰國感受；片面強調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是民族文化傳統，是內政因素；片面加強日臺安全合作，忽視臺海形勢的復雜性及“臺獨”的嚴重危害；在東海劃界問題上，單方面決定授權民間公司在未得到中方認同的所謂“中間線”以東試開采，導致東海形勢更加復雜和尖銳。
當然，日本的政治家、戰略分析家也并非都是外交“獨眼龍”，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歷屆內閣均將日中關系定位于“最重要雙邊關系之一”的重要位置。1997年，日本時任首相橋本龍太郎訪華，前往沈陽“9·18”抗戰紀念館，揮毫寫下“和為貴”三個大字，折射出日本決策層對華外交的深層戰略思想。同樣，日本財界對中日關系的重視程度相對突出，經團聯、經濟同友會的首腦多次向小泉首相建言，以免參拜問題進一步惡化兩國關系。
2月19日召開的日美安全保障協商委員會（2＋2）會議后，有日本資深專家分析，小泉政府錯誤地認為，只要確保同作為“一超”的美國的同盟關系，就能牽制中國，確保日本安全。日本的對美一頭沉外交，實屬錯誤戰略思維所至。京都同志社大學教授濱紀子說，從長遠看，日本政府必須與北京實現和解，這就意味著要從根本上改變與華盛頓之間的關系。《東京新聞》在深入地分析了美日同盟與中國的關系后，不無擔憂地指出，“日本夾在世界盟國美國與明顯崛起的中國之間受夾板氣的日子未必不會到來。”臺海發生戰事時日本將面臨艱難選擇。
中日關系穩定符合雙方利益
面對現階段的中日關系，需要認識雙邊關系變化的大背景：中日綜合國力與國際地位的消長變化，中國處在一個將超欲超的階段，需要一個心理適應過程。日本欲用“中國牌”頂美國，用“美國牌”制中國，但其真正的疑慮還是中國的崛起。這種政策思維與其海洋民族及秉承的西方戰略文化密切相關，因而也是新版“中國威脅論”的鼓吹者。另外，要看到在日本國家走向“政治大國化”的過程中，美日同盟升級、政治整容扮“人造美女”、拉票晉常“重修家譜”等行為，都是其“化療”過程的生理反應。
當前，合作、競爭、矛盾是中日關系的基本形態，但合作仍然是主流，利益切合面仍然很大。一個長期、穩定的中日關系是雙方戰略利益交匯所致。關鍵在于雙方都要避免成為民族主義情緒的對立面，切勿使之主導各自的輿論，進而影響外交決策。中國一貫高度重視發展對日關系，希望日本保持發展勢頭，理解日本要在國際舞臺上有所作為的愿望。中國有改善和發展中日關系的誠意，也希望日本政府拿出善意和誠意，真正把中方看作合作伙伴，而不是對手。
（來源：國際先驅導報 【作者】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 陸忠偉，2005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