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表：陳恒

制表：陳恒

2.

一線城市處于幸福感低谷

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面，幸福感的一面是人的生存狀態，另一面則是對社會價值的認知，或者說是一種心態。

究竟哪些因素影響了幸福感？哪些因素會拿走或增加幸福的砝碼？調查顯示，中國人增加幸福感的砝碼非常一致，如“家庭和睦”、“孩子健康成長”、“良好的人際關系”等；而最不增加幸福感的則是“幫助他人”。

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曾說，中國人不是以個體方式存在，而是生活在家庭和人際之中的。“多少年過去，這種狀況沒有太大變化，家庭仍是中國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和社會最基本的單元”。何建新認為，這種特征反映在生活里是中國人表現出的非常矛盾的價值取向，“對待他人中國人顯得有些冷漠：不能扶老人，不愿募捐；但同時對親人和朋友又非常充滿溫情。”

“一些文明和教育程度更高的國家，選擇做義工，幫助他人是許多人一生都要從事的職業。在他們的觀念里，他人都是自己，關心他人就是關心自己。”何建新表示，每個社會階段都有不同的特征，隨著社會的開放與進步，中國人會慢慢通過全球化融合，逐步學習和補充這些元素，學會幫助他人。

雖然20個城市居民幸福感受具有明顯的區域特點，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對自身健康和未來的風險持擔憂態度。從幸福感來源的評價來看，中國城市居民在財務及社會環境方面的幸福感偏低，說明中國城市居民有保障性依賴的傾向，有一定的不安全感來自社會環境的變化。更有高達七成的被訪者認為贍養老人的資金開支較大，近八成被訪者認為目前子女教育的費用很高。

“正是由于對城市生活環境、個人發展預期、家庭財務收支等方面表現出更多焦慮，一線城市處于幸福感的低谷。”何建新分析，二、三、四線城市生活得相對更坦然，也與這些城市正處于發展的上升期有關，比如人們在收入不斷增加的同時還可以享受到較低的通脹水平、相對合適的城市擁擠度等，都會讓人心生滿足感。“目前已經開始出現逃離一線城市的傾向，二、三、四線城市成為更多人的選擇，是一個很好的跡象。”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城市居民在普遍享受著國家經濟增長帶來福祉上升的同時，也在普遍承受著社會發展與“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給自身的相對壓力。

3.

從個人感受到國家行動

“幸福是人類與生俱來思考的問題，所以關于幸福感的討論并不陌生。但是最近幾年開始不一樣，對幸福的研究開始從哲學層面落實到國家具體行動的層面。”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孫立平說。

曾經，GDP數字的高低，一直被視為衡量經濟績效和社會進步的唯一標準。但是，隨著GDP代表的社會經濟進步與個人的生活感受之間產生反差，人們開始反思，是不是GDP這一衡量標準出了問題？

為了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2008年2月，當時的法國總統薩科奇決定設立經濟績效與社會進步評估委員會，由國際三大知名經濟學家擔綱研究社會發展的衡量標準。最后出臺的報告從GDP標準的缺陷、生活質量和可持續發展與環境三方面，建議主要國際組織和各國政府調整GDP的算法，用“國民幸福總值”（GNH）取代“國民生產總值”（GDP），糾正GDP社會發展的誤導。

類似的反思和行動國內也在進行中。去年開始，廣東、山東、河南等地相繼把提升人民幸福感寫入“十二五”規劃，納入干部考核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