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為農產品價格上漲有其合理性的一方認為,生產經營成本的增加,是蔬菜“領漲”的主要原因。長期以來務農收益遠遠低于務工收益,導致資本和勞動力持續向工業單向流動,這一失衡必然導致農產品供應減少、價格上漲。此輪物價上漲,只是工農產品比價的合理回歸。再有,進入2010年,國內農用柴油、農用地膜和農藥等農資價格均有不同程度上漲。
在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劉瑞看來,生產成本對價格上漲是會有一定影響,但一般都是緩慢地上升,不會像今年這樣呈現井噴式的價格上升,而且抑制不住。
劉瑞認為,2003年以后,我國經濟確實進入了一個成本上升通道,工資、材料都在上漲,但不會像今年這種突然上漲,所以把短期價格暴漲歸結為成本主因,說服力不足。劉瑞建議,物價上漲,應該從流通環節多找找原因。
對游資炒作的說法,劉瑞也不贊同。他說,游資炒作要具備幾個條件,首先是具備大量社會閑散資金,其次有大數量的產品可供炒作。目前土豆供給,沒有大量購進的倉儲和出售的條件,個別農民囤積居奇有可能,但是要大規模地炒作,在經濟上得不償失。
劉瑞回憶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曾出現過三次比較明顯的價格上漲,第一次是80年代初農副產品價格上漲,但是有合理因素和政策因素。第二次是1988年,通貨膨脹率達18.6%,第三次是1993年,出現歷史上最高的通貨膨脹率23.4%,主要是因為央行貨幣發行過量。
劉瑞說,和歷史相比,今年的狀況其實并不算很嚴重,溫和得多。只是食品類價格上漲,要求漲工資的呼聲很大。可如果漲工資,通過發行貨幣來實現的話,就會繼續造成市場貨幣量過多,從而引發新一輪通貨膨脹,造成螺旋形通貨膨脹困境,這樣就很難控制了,所以一定要避免這種情況發生。
政府組合拳后還應思考什么
當10月份CPI創下了25個月的新高后,國務院迅速出臺了16條措施穩定物價,這也被學界稱為政府穩定物價的組合拳。
這些措施有的是中長期的,比如扶持農業生產發展;有些是馬上可以見效的,比如免收鮮活農產品通行費,規范降低超市、集貿市場進場費、攤位費,以及加大國家政策性糧油投放力度,向低收入群體發放臨時價格補貼等。
“國16條”出臺后,盡管部分蔬菜價格應聲回落,可11月份CPI的漲幅還是達到了5.1%。對此,國家發改委解釋說,由于10月、11月份新漲價因素較多,對明年上半年,特別是一季度的滯后影響較大,預計明年一季度居民消費價格仍將高位運行。國家發改委表示,初步預計,11月份CPI漲幅是今年的高點,12月份CPI漲幅會有所回落,可能回落到5%以內。
對錢曉國來說,當下最重要的,一是分析明年土豆的價格形勢,二是尋找新的投資點。
他最擔心的是土豆的病害問題。據他觀察,由于今年土豆價格走高,附近的農民都準備擴大種植規模,目前就連種薯的價格也是往年的好幾倍。而他的經驗是,種植面積擴大后,有可能會出現大面積病害,所以最近他的農場的科研人員都在研究,明年可能會出現的病害,以及如何提高土豆的抗病能力。
出于對明年土豆價格走勢的擔憂,錢曉國決定拓展土豆之外的領域,他目前看好并已經有了先期投入的是種植進口的高檔菜。
周慶鋒最擔心的是,“谷賤傷農”和“物以稀為貴”在土豆種植上不斷輪回,這不僅影響農民的生計,還會給下游產業帶來嚴重影響。他說,很多土豆的主產區,本來就是老少邊窮地區,當地的經濟鏈更為脆弱。今年畸形的土豆價格和淀粉價格是不正常的,相關部門要客觀分析,及時對行業做出引導和管理。
劉瑞教授說,“國16條”對穩定物價有幫助,但物價并不是想壓就能壓下去的,還有很多深層次問題值得思考。控制物價是一方面,但還應關注流動性過剩,以及如何通過稅收、補貼等調節機制讓更多百姓共享改革成果。
再有,值得注意的是,我國已經進入成本推動型社會,生產成本處于緩慢上升階段,所以很多產品不可能完全回到漲價前的價格,只能回到漲價前某個水平。
另外,一些資源型產品由于稀缺的原因,還在上漲,這部分產品大概占到價格構成的1/3,還有1/3是工業制成品價格。工業制成品價格通過技術進步可以有較大的下降空間,如汽車、電子產品等。市場價格的變化就取決于這兩類產品的博弈。最理想的是把資源型產品價格控制住,成本下降主要靠技術創新進步,這樣價格的波動就不會過于明顯。
來源:中國青年報 編輯:馬原